推荐文章之五十九：滕代远的家风--岱山廉政网

编者按：近日，王岐山同志造访安徽桐城六尺巷，引起网友热议。六尺巷的典故，体现了中国古代官德文化以修齐治平为核心的伦理思想。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治家方面的典范，他们创造的治家经验和良好家风，不但为传统的治家文化赋予新的生机，也为新时期党员干部完善自我修养树立了榜样。今辑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、县长彭平安的文章《滕代远的家风》与各位领导共勉。 1904年11月2日，滕代远出生于湖南麻阳一个普通的苗族农家。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滕代远历任铁道部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，但他严于律己，始终保持优良的家风。今逢滕代远同志诞辰110周年，谨撰此文，以表家乡人民的缅怀之情。 “掌权不能谋私” “掌权不能谋私”。滕代远一直这样要求干部，自己也严格实践这一准则。滕代远进城以后，经常有领导和战友来家里做客，朱总司令、彭老总、薄一波、王首道、王震等，还有不少中将、少将是他在抗大当校长时的学员。有的招待烟茶水果；有的还请吃顿便饭，客人走后，工作人员提出报销招待费，滕代远一听就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些同志是来我家做客的，怎么能让公家报销呢？”滕代远夫人林一，是1935年参加工作的，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，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等职。解放后，铁道部多次提出林一任局级职务的建议，都被滕代远否决。滕代远晚年患病期间，购买的药品和营养品，坚持自己出钱，不准拿到公家那里去报销。 1950年，滕代远的长子久翔在家听到自己的父亲担任了铁道部部长，打心底里高兴，当时他在农会工作，心想父亲在中央当大领导，在北京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。于是，他千里寻父上京，滕代远喜逢从未见面的儿子，格外高兴。一天晚上，滕代远详细地问及家乡情况，久翔认为时机到了，试探地说想在北京找个工作。父亲当机立断地说：“这不行！孩子，你还是回麻阳去。”沉思了片刻后又亲切地说：“孩子，按父子的情理，我应该在北京给你找个工作。但是正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不能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。再说，你上有祖父、祖母，又有爱人孩子，大大小小六七口之家，你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如果在北京参加了工作，自己倒舒服了，可家里的老人孩子呢？这副担子不能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！你应该自己承担起来，懂吗？”久翔仔细想了想，觉得父亲的话是对的，便答应了。 1964年夏的一个傍晚，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滕代远和林一在海滩上散步，他们谈着家里的事，对三儿子久明学习肯用劲、进步快感到欣慰。秘书见他们谈得很高兴，便提起久明考大学的事，他说：“久明对我说过，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怕万一考不好，不被录取，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写封信。”原来刘院长是滕代远的老部下，又曾在一起工作多年，可是滕代远却断然回答说：“读书，上大学，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。大学能考上更好，考不上也没什么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，做工、种田、当兵都可以。”他又对林一说：“要给孩子讲清不能写信的道理，靠私情，拉关系，不是我们党的作风。”后来，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，还是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。 “这个传家宝不能丢” 滕代远个人生活很俭朴，在战争年代里，他同士兵一样穿着，一样吃住，衣服补了又补。如今还有当时的补丁衣服和布鞋陈列在麻阳“滕代远纪念馆”里，人们见了无不惊叹。解放进京以后，他仍然把勤俭作为座右铭，当作家传宝。滕代远家在北京煤渣胡同的一座老式院落里，一住几十年，从未要求更换新居。铁道部几次进行房屋大修时，他也从未提出改善或增设新的工程项目。他原先坐的是一辆旧的别克牌小卧车，后来铁道部办公厅为部领导筹备了两部吉斯牌小卧车，滕代远知道后，严厉批评这是浪费，大手大脚花钱，责令停办。但其中一辆车已经进口，无法退回，只好留下。可这辆吉斯牌小卧车关在车库一年多，滕代远就是不坐。1953年，苏联交通部长赠送他一辆吉斯牌小卧车，回国后，他报告周恩来总理，把这辆车上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。平时，滕代远穿着很简朴，总是春秋一身灰布铁路制服，冬天一身蓝布路服，衣服除去为出国访问而置的几套外，在家总是穿布衣服，虽褪了色，但还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地穿着，不随便丢掉。他的衬衣旧了不肯买新的，睡衣破了就要夫人补一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滕代远还告诫家属、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，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。大儿子久翔1951年第一次上京探望父亲时，滕代远见儿子束的是“鸡肠带”（布做的裤带），就给了他一根旧皮带。可久翔不太高兴地说旧皮带难看。滕代远严肃地批评他：“旧皮带不是一样能用吗？你要晓得，这根皮带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时上级奖励的纪念品，我现在转送给你，还很有意义呢。你怎么还嫌弃它？”他还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勤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，这个传家宝不能丢啊！” 久翔回麻阳，滕代远夫妇送他到大门口，给他一个大布包，久翔回到家里打开包一看，都是些旧衣服，家里人很失望。久翔的祖母问：“家里这么困难，你父亲没给点钱？”久翔说：“到辰溪下车只剩一块五角钱了，回家的路程还远一点，恐怕要饿肚子了。”祖母笑了，风趣地说：“账算得蛮精哩，胡椒没得一粒，倒找三斤姜。” 1973年8月，滕久翔到北京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父亲。这时滕代远说话已含糊不清，但每餐饭前还要吃一个窝窝头，久翔说：“这东西是粗杂粮做的，吃了不容易消化，等您病好后再吃不迟。”“我从1960年开始，已经吃了10多年了。” 滕代远断断续续地讲，“今天共产党的官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要关心群众，体贴群众，不能只顾自己，要时时不忘旧社会的苦，才知今天新社会的甜，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啊！” 滕代远的饮食十分简单，每餐一小碟青菜、一小碟腊鱼或腊肉、一小碗汤，主食是一碗米饭或红薯。广州军区总医院护理部主任梅桂萍70年代初曾护理过滕代远，提起滕代远住院时的食谱，她说滕部长总是那么几样：青菜、红薯、西红柿…… “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” 滕代远有久翔、久光、久明、久耕、久昕五个儿子，他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，坚持“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”的原则，并定了三条家规： “不送子弟学校读书。”这条规定是滕代远从教训中得来的。二儿子久光，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中出生的，而且寄养在老乡家里。全国解放以后，滕代远一开始将久光送进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念书。由于久光贪玩，滕代远夫妇把久光又转到了一所普通的学校读书。后来，滕代远发现久光的淘气贪玩仍然不改，就对夫人说：“这孩子在城里读书，整天和干部子弟在一块，容易滋长特殊化的思想。我看，还是让孩子到农村去吧！”林一同意滕代远的意见，决定把久光送到警卫秘书的老家河北唐县山区去锻炼。临走前，滕代远对警卫秘书说：“找个庄稼汉当教师。”就这样，久光被送到了河北农村。后来因为上学不方便，滕代远夫妇才决定让孩子带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，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。三年后，滕代远才把久光接回北京。 “家里人不许坐我的车。”这是滕代远给家里定的一个规矩。1973年秋，小儿子久昕在离北京市区30公里远的地方参加教导队集训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他请假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家，见到父母他总有说不完的话，一晃就到了星期天下午了。这时，他想到自己必须在当天晚饭点名之前归队，否则就违犯了军纪。于是他立即找到父亲的秘书，讲了自己的困难和想法，秘书既同情，又担心，对久昕说：“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你这件事的确很急，这样吧，我请司机李师傅开车送你归队，但千万要保密。”久昕点头，十分感激。久昕虽然按时归队了，但这件事还是被滕代远知道了。他专门给身边工作人员开了一次会，严厉地批评说：“车子是公家给我用的，非特殊情况，一般私事不得使用，就是特殊情况用了车，还要按规定交汽油费，哪有让小孩子随便坐车，这样搞怎么行啊？”后来，久昕回家，滕代远把他叫到一边，十分严肃地批评说：“昕儿，这件事要吸取教训，小事不能小看，一定要从高从严要求自己，要当一名合格的人民解放军。”久昕听了父亲的话很受感动，深深感到这不仅是家教问题，实际上父亲是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授给下一代。 “不要靠父母，自己闯路子。”滕代远的行政级别是4级，夫人林一是10级，家里并不缺钱，可他从不给儿子们零花钱。上学时孩子们的学习用品一律要到父母那里去报销，不能留“私房钱”。因家里全是男孩子，所以哥哥的衣服就像接力棒一样传给弟弟们。滕代远从来不吸烟，也很少喝酒，他要求几个小孩不要抽烟。在离职休息的几年里，他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树木和蔬菜，几个儿子回家他就带着大家一块锄草、浇水，要求孩子们要“一步步走好自己人生的路”。一次，在部队工作的三儿子久明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家探亲。当他和父亲谈起部队生活时，滕代远问他：“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？”“当参谋。”久明十分得意地回答。他自认为刚分到部队，就在机关工作，说明自己进步挺快。哪知滕代远没有为孩子这种“进步”而高兴，相反却批评他：“你这个大学生，连兵都没当过，能当好参谋吗？我看你应该先到连队去当兵。”久明回到部队，就给组织打了到连队去的报告。在连队里，久明不以大学生自居，虚心向同志们学习，刻苦锻炼，得到了领导和战士的好评。后来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荣立三等功。 1968年，四儿子久耕应征参军，久耕遵循父亲的教诲，敢于吃苦，团结战友，在部队不断受到表彰，不久，久耕把入党的喜讯告诉爸爸，滕代远在回信中说，组织上入党还不算，还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时，久耕报考并取得了数学考试满分的好成绩，先后在国防科技大学、国防大学、海军舰艇学院参加过学习，并分别在国防科委和海军部队获得过大军区级“优秀干部”称号，立过两次三等功。1978年2月，久耕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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