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文章之七：从“59岁现象”到“29岁现象”─职务犯罪低龄化趋势剖析

继退休前捞一把的所谓“59岁现象”形成之后，职务犯罪又相继产生了“49岁现象”、“39岁现象”乃至“29岁现象”。职务犯罪低龄化的趋势，应当引起关注。

职务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低

几乎在出现“59岁现象”的同时，也产生了“49岁现象”。少数身居要职的中年人尤其是领导干部，在事业有成、如日中天之时走向了腐败堕落。如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、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都捞取不义之财一千几百万元，都在46岁时案发。像李、戚这样年龄在四十几岁的贪官在所查案件中占了不少的比例。

人们对49岁现象如同对59岁现象一样，并不陌生。然而，当职务犯罪发展到“39岁现象”时，人们已感不安。近几年，不少地方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，30岁到40岁之间的涉嫌犯罪人员尤其是县、乡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成了“主力军”，40岁似乎又成了这些基层干部的一个“坎”，不少人在这道“坎”前栽了跟头。福建省政和县的卖官案中，有3个绝大多数：涉案的大小官员246人，绝大多数40岁左右；已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的干部，绝大多数40岁左右；9个受处理的乡镇党委书记、乡镇长，绝大多数40岁左右。在“49岁现象”和“39岁现象”中，相当一部分是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。这几年，中青年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呈上升趋势。

其实，比起下面的“29岁”乃至“19岁”的后生来，“39岁”还算是前辈呢。据《扬子晚报》报道，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2000年查处的贪污、挪用公款案件中，35岁以下的青年“白领”犯罪所占比例越来越大，仅南京玄武区检察院2000年前三个季度就立案查处“白领”犯罪案件18件，计21人。据对查办的30起“白领”犯罪案件调查发现，疑犯平均年龄为31岁，比上年小了4岁。

据来自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信息表明，近3年来，该院查处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19人，占贪污、贿赂、挪用公款案件总数的17.6%，这些作案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5.6岁，年龄最小的仅有19岁。同样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2000年查处的212件贪污、挪用公款案件中，30岁左右的有54人，占25.5%，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上升。

更令人忧虑的是，极少数刚刚走出校门，踏上社会，甚至刚跨过未成年人门槛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，也参加职务犯罪。北京市通州信通电信器材经销部出纳员谷岩，尽管只有19岁，但他却利用职务便利，将公款77万余元人民币占有己有，并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，几乎全部挥霍，最终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

职务犯罪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

年轻人职务犯罪与“59岁现象”相比，大有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之势，呈现出下列特点：

一是犯罪胆子更大。经济犯罪数额巨大，少则数万元，多则几百万元，甚至几千万元。北京海淀区检察院近年查处的不满30岁的犯罪嫌疑人中，作案最低数额4.2万元，最高数额达7100万元。28岁任建设银行恩平支行行长、34岁当上恩平市副市长的郑荣芳，捞取不义之财达2000多万元。32岁的贵阳市财政局女出纳员许杰转走预算外资金7200余万元，爆出贵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经济犯罪案件。作案时间跨度相对较短，多的在三五年，少的只有一年半载，甚至两三个月。作案频率较高，每次侵占的数额较大，而且愈捞愈大。有的年轻人职务犯罪大有迫不及待之势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实施犯罪。如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查处的某公司出纳员26岁的李某，工作第10天就开始利用职务便利，通过现金支票支取现金，利用转帐支票直接消费，半年时间就作案数十起，挥霍公款310万元。年轻人职务犯罪往往令他们的“前辈”自叹弗如。可见，他们目无法纪，已到了胆大妄为、肆无忌惮、不计后果的地步！

二是职务犯罪人员成份更广。在年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人员中，有党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，其中县、乡基层领导干部居多，如云南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、32岁的原思茅市市长谢韬，38岁就担任福建政和县委书记的丁仰宁，37岁任广西合浦县委书记的何建林等；也有国有企业、国有控股企业、股份制企业的领导人员，如犯职务侵占罪的年仅26岁的天津环发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高凯、现年35岁因贪污挪用公款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的原广东鸿联信息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罗荣等等。

在非领导职务的犯罪公职人员中，掌管钱物的财会、业务人员居多，而且职务犯罪年龄越低，财会、业务人员作案的越多。他们有的是证券公司的交易员或营业员，有的是银行员工或银行中层干部，有的是商业物资经销公司的业务员或业务主办，有的是企业会计、出纳。他们虽然没有权力，但能利用管钱管物的便利条件，大肆侵吞国家财产，其中财务人员犯罪尤为突出。如27岁的唐军，在任中国电子进出口江苏公司财务科会计兼出纳期间，贪污公款近400万元，挪用公款近100万元。

三是犯罪手段更高明。随着职务犯罪人员的年龄越来越小，职务犯罪人员的学历也越来越高，受过高等教育的占了多数，不仅有大专学历、本科学历，有的还有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学历。由于年轻职务犯罪人员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，往往被委以重任，放在重要的岗位上，不少堪称业务骨干、技术能人，这客观上给他们作案提供了许多便利；这些人文化程度高，不少人还能熟练掌握一些高科技手段，并运用在犯罪中，这就使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。其中利用计算机犯罪尤为突出。1964年出生的交通银行宁波市分行职员方勇，自1988年至1990年二年多时间里，利用电脑疯狂作案，侵吞人民币达166万余元。

四是犯罪目的更实用。有的用于自己办公司、炒股及其他营利活动，如淮安市邮政局储蓄公司原汇总会计杨飞龙（33岁）挪用了700余万元进行营利活动；有的用于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，如年仅23岁的某储蓄所主任挪用上百万元公款给亲戚开饭店；而更多的是把贪污挪用侵占来的钱大都甚至全部用于个人挥霍，摆阔气，显派头，泡小姐，养情人。某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25岁的业务员邓某将贪污的450万元全部用于吃喝玩乐，他上下班包出租车接送，后嫌桑塔纳车不气派，居然给司机换了一辆红旗车。前文所述的方勇贪了钱便经常邀人到酒馆上舞厅去桑拿，一甩手给小姐就是几千元。

五是犯罪行为更疯狂。有些职务犯罪的年轻人“目光长远”，在自己捞取钱财的同时，大搞感情投资，不惜用金钱乃至美女进行贿赂，从管官的官那里买得一官半职，为日后贪得更多奠定基础。如今，行贿买官大多数发生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间，如原福建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“买官卖官”案，涉及大小干部346人，其中70%不到40岁。1960年出生，曾被评为“十佳青年”的河南滑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郑佩尧用公款6.3万元向县委书记王新康买官，被推荐任命为安阳市铁西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。个别人为了谋取领导职务，不惜铤而走险，采用卑鄙残忍的手段，如通过人为制造的车祸撞伤或撞死他人；有的甚至勾结和利用黑社会势力，雇用杀手，制造恶性事件，置他人于死地，为自己升官扫清“绊脚石”。27岁的付殿忠通过行贿，当上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教育办公室副主任，然而这并未满足他膨胀的权力欲。因乡教育办公室主任、书记离退休年龄尚早，挡住自己升官的路途，竟买凶将两位正职杀害。

职务犯罪低龄化的原因

原因之一：信仰危机，理想湮灭。职务犯罪的年轻人，几乎都感到共产主义理想渺茫，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，信仰产生严重危机，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严重扭曲，一味追求金钱物质享受。少数青年人把从政、当官作为人生的最佳投资方式，为实现自己升官捞钱的梦想，甚至为了实现当大老板的梦想，才伪装积极，混进党内，投机钻营，以捞取一官半职，一旦大权在握，便撕去伪装，迫不及待地大肆捞钱。在他们看来，“当官不发财，请我都不来；当官不收钱，退了没本钱”。

原因之二：政治失意，捞钱补偿。一些地方在基层干部选拔任用方面，刻意追求“年轻化”：35岁以上的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，40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。于是，一些35岁到不了科级、40岁到不了县处级的基层干部，就感到“政治生命”已经结束，提前进入了“权力末期”，于是自甘堕落，捞不到权就捞钱。

原因之三：贪图享乐，爱慕虚荣。职务犯罪的年轻人大多人生一帆风顺，少年得志，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炼，没有遭遇波折，没有吃过苦头，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，容易滋生享乐思想，与社会上奢靡之风一拍即合，一味追求高档次生活享受，但苦于仅靠自己那点合法收入摆不起谱，于是便把黑手伸向公款。犯罪后便经常出没歌厅舞场，酒池肉林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将捞来的公款挥霍殆尽。还有不少职务犯罪的年轻人，虚荣心极强，自以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应处处显示自己的身份和面子。同龄人有的派头，他们也要有，否则人前人后脸上无光，走不出去。但合法收入又不能满足气派和面子心理的需要，就只有捞外快、花公款了。前文所述的19岁的贪污犯谷岩就是这样的典型，他一心向往那种大款的生活，沉醉于在朋友面前摆谱装阔，特别喜欢给别人花钱，甚至认为谁花他钱，就是看得起他。

原因之四：盲目攀比，心理失衡。现实社会充满诱惑，一些年轻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差，以致盲目与那些个体老板、包工头等大款相比，自以为：论学历、论文化不比他们弱；论职务、论权力不比他们少；论勤奋、论辛苦，不比他们差，但收入却比他们差得多，日子过得比他们寒酸得多。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那些大款一掷千金、前呼后拥、风光十足的气派时，心理更不平衡了，萌发了也要捞一把的念头。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市支行某分理处年轻的信贷员王英烈因骗公款23万元用于个人炒股被判刑后说：“因为负责信贷，接触的人大多是一些老板经理，时间长了，我就总拿自己和他们比，越比越觉得自己寒酸，越比越觉得泄气，越比心理越不平衡。想发财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心，就象着了魔一样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走上了诈骗钱财的罪恶之路。”

原因之五：自命不凡，忘乎所以。少数年轻人把与同龄人竞争的胜利变成了一种“包袱”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优越感。这种优越感往往使他们过高地看待自己，变得目空一切，忘乎所以。有的刚做出一点成绩，便自命不凡，以致得意忘形，把党纪国法都抛诸脑后。因贷款诈骗罪被判８年的年轻硕士吴言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时说：“因学历较高，一时在同行中成为凤毛麟角的人物，听到的都是别人的羡慕和恭维，我就变得飘飘然起来，非常喜欢别人的恭维，进而发展到狂傲不可一世，当骗子陈林吹捧我，专挑那些好听、肉麻的话恭维我时，心里感到很受用，因而丧失原则，明知是假存单还是给其办贷款。”

原因之六：情迷意乱，为“情”而贪。有的在亲情友情面前败下阵来，如挪用公款给家庭成员、亲戚、朋友使用；有的在谈情说爱时被所谓的“爱”所迷惑，不惜违法贪污挪用公款，满足对方的需要。有的搞婚外情，为情妇或情夫捞取不义之财或挪用公款，甚至用公款包养“情人”。乌鲁木齐市一家证券交易公司业务员、29岁的梁冰娴，挪用国库资金50万元给男友做生意，结果全赔了，为了还债，她又挪用5000万元炒股。

原因之七：法律意识淡薄。这些职务犯罪的年轻人平时只注重业务知识学习和技能的培养，而忽视了道德和法律素质的提高，不学法，更不懂法，犯了罪还不知道为什么。少数青年党员领导干部，不仅不懂法，也不懂纪，轻易地将纪律约束这第一道防线失守，以致触犯了法律。如身为副局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大连合作银行副行长曹洪武，案发后说：“至于炒股，也知道是违纪，但总认为违点纪、违点规不要紧，只要不违法。”他承认：“虽然做了几年领导干部，但对法律确实不懂。”

职务犯罪低龄化遏制对策

年轻人职务犯罪的危害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的“前辈”；他们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，给自己及家庭带来莫大的伤害，给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给未来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。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，肩负着富民强国的历史重任，若任腐败之风在年轻人身上蔓延，不只是毁掉他们自身的个人问题，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。因此，职务犯罪低龄化的趋势，应当引起我们高度警惕，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。

一要加强对理想信念教育、道德法制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；尤其要加强对年轻党员干部的宗旨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，坚定其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，增强其自律能力，让他们在年轻一代中起好表率作用。

二要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力度，健全规章制度，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，堵塞产生腐败的漏洞；严格管理，严格监督，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。

三要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。执法机关要深入年轻人职务犯罪的易发领域和关键岗位，主动挖掘案源，及时调查处理，严格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，决不因为年轻初犯而手软，形成对年轻人职务犯罪强大的震慑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