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文章之十七:回到人民中去
编者按
骑自行车,我觉得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形式。走得慢,看得真;体积小,方便行;费力气,感受深;群众见,觉得亲。平时去不了的地方能去了,见不到的人能见到。从当县委书记到现在的20多年间,只要有空闲,我就骑上自行车转转,有时走得近点,有时走得远些。日子久了,群众不仅愿意和我说话聊天,还不时有人坐在我的车后,让我驮着他们四处看看。每逢这个时候,我为群众没有把我当外人而高兴,我也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欣慰。
骑车下乡是我个人的工作方式,我一直强调说骑自行车下乡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,但坐卧车下基层却不能成为惟一形式。联系群众就要用群众的方式,群众坐拖拉机、坐畜力车、坐公共汽车,甚至骑马、步行,市地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有这样的实践体验,一年有那么几次也行。市地以下干部本来生活的环境就在人民中间,老坐小车出出进进,群众就会与你产生隔膜。使用群众的交通工具,像老百姓一样正常生活,才能贴近群众、了解群众,带着感情去关心群众,进而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。
“邋遢村”和干净村
郊区有个针漳村,从东到西,整整一条街堆满了垃圾。走进村西北侧的一户农民家,年轻的女主人正端着一盆脏水往马路上倒。我问她,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?她说:“大家都是这个样子,我为什么不倒?”如果每个人都不自觉,什么时候才能改了呢?年轻妇女不接话茬,扭头进院了。
我决定去村委院看看。办公楼里出来一个人,好像认出了我,“唉哟”一声躲起来不见了,我推开一间办公室,只见办公桌上、椅子上、地上厚厚地罩着一层灰。办公楼下,院子里杂草丛生,纸屑飞扬。我找村支书,几次问话都无人应答。一个蹬三轮车的人站在一旁说风凉话:“你们才走一次,村里人天天走都不在乎,你管它干净不干净!”
后来,我无可奈何地给他们戴了一顶帽子:一个邋遢支部带着一群邋遢干部,一群邋遢人住在一个邋遢村。这句话被记者引用曝光后,他们压力骤增,很快解决了问题并请我再去针漳看他们的新面貌。我说,你们要我去的时候,我一般是不会去的。等什么时候再脏了,我会去的。
路过长治县的一个村,垃圾包围了村庄,侵占了农田。我下车问正在地里干活的一个中年妇女:“占了你的地,为什么不找村干部?”“找也不顶用,干部哪能管这事儿。”
再往前走,长治至长子的旧路上,好端端的路面堆满了建筑垃圾。我对领路的村干部说,要下功夫管住乱倒垃圾的车。长治县林移村是闻名全国的林业典型,这个村的人是清一色从河南林州逃荒要饭迁来的。吃苦耐劳有传统,村子建得也不错。我们进了几个家庭,发现每户院子里都有一个大猪圈,猪吼的声音很高,猪粪的气味很臭。有人说,河南人就是这习惯。我对村干部说,这习惯一定要改,村干净不能院差屋脏,不能离自己越近的地方环境越不好,林移村什么都好,小院大猪圈确实让人不舒服。村里要统一规划一下,养猪不能污染环境。
庭院究竟能不能养猪?当我们骑车来到长治县北呈乡西坡村时,这个问题有了答案。西坡是一个养猪专业村,大户养上百头猪,一般户养二三十头,少者每年收入数千元,多者几万元。猪舍搬到院外,和人分离得较远。我问村支书:“你们猪圈卫生咋处理?”支书领着我来到一户人家,双层猪舍,水冲猪圈,没有一点异味。我不由连连称赞:“这个办法好!赶快告诉林移村,让他们来参观学习。”来到长子,更有高招。青岭村养猪用沼气,只要花上500元,就能用上沼气点灯、取暖、做饭。
农村垃圾也不是没有办法。离针漳村三五里地的长治县王童村,就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尽管这天刮大风,街道上却没有什么杂物,村子里也看不到一处垃圾。几位年长者在凉亭里闲聊,我过去夸奖他们:“这里的卫生不错啊!”一会儿,村委主任李天乐过来,他介绍说,村里党员搞“三包”:包卫生、包植树、包村民纠纷。一个党员包一片,发现谁不卫生,先追究党员责任,再教育处罚群众。清理垃圾用拍卖的办法,全村的所有垃圾以4800元拍卖,应标者必须先交1万元抵押,到年终大家评,认为清得净、拉得好,连押金带工资一次全部付清。我对基层干部讲,农村卫生问题,看似小,不算小。我们一个320万人口的地方有250多万人口在农村。城市搞建设、讲文明,农村谁管?不关心农民,我们就失去了关注的主体,“三个代表”也就失去了大多数。
永远调不走的村官
国家干部有很多好处,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干,他还能想办法调到别的地方干。农村干部就不行了,他在自己的身上印了个“农”字,怎么干也脱不开“村”缚。这些人肩挑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,他们没有多少谋私的条件,只靠觉悟或者良知为老百姓办事。我们说关心群众,农村干部就是最优秀的群众,没有他们的努力和默默奉献,我也不敢去设想会有什么结果!
中午时分,我们在群众家吃饭,卸任的老支书来找我,想说说农村干部的清苦。这位干了21年农村工作的老支书,由于身体原因,去年主动让贤。村里的变化,老百姓都说是老支书干出来的。他说:“我得为村官说句公道话。如今是商品社会,一些人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凡事都用钱说话,花钱总得有个原则、有个说法吧。吕书记,你也要大力支持那些好干部!”我明白了,这位老支书的言外之意,是我们对村干部严格要求多,但支持力度还不够。他又说:“村干部在乡里挨骂,回村里受气,到家里老婆和你打架,真叫难呢。市委要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。”我像学生听老师讲课;也像下级听上级指示。什么叫指示?上级布置的任务叫指示,老百姓需要我们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指示,叫做人民群众的指示。我们不能只执行上级党委、政府的指示,不管老百姓给我们做出的指示“大力支持好村干部”,“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”。这就是老百姓的指示,我们必须听,否则我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人,上身穿棉袄,下身穿裤头--对上负责,对下不负责。还有的人是光头赤脚,中间穿个棉背心,对上不负责--对下不负责,只对自己负责。
工地转了一圈,工头把我领进工棚休息。这个工棚低矮、简陋,我尽量弯身侧腰,还是沾了一头草。工头从漂着灰尘杂物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,递给我,我接过碗把水喝进肚里。他望了我好半天,然后笑着说:你怎么和村支书申贵堂一般般的。我也笑着回答他,25年前,我也是个村支书。工头话题一转,又说这个原任村支书了不起,自己下了台还不忘大伙的事儿。我们同情他,也只在这里挣个饭钱就行。我和他细算这项工程投资所需,土建六七十万元,加上设备100多万元,全部配套下来,整个工程要200多万元。我问他有那么多钱?工头说,钱都是借来的,这不,他又去跑贷款的事了。从官场到市场,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。过去在农村工作做过贡献的同志,我们都不要忘了他们,要多给他们创造条件,支持他们大胆地往前闯。
喝一碗被污染的水
东宁静不宁静,这个村子位于浊漳河畔,这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吃水靠漳河。清凌凌的河水,过去也只是在洪汛期才发几次脾气,那时大水裹挟着黄沙,翻滚怒卷,往下奔流,因此,落下个浊漳之名。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柔静得像个美丽的少女,在潺潺流淌中唱着一首不息的歌,人们感激她,呵护她,珍惜这像命根子一般的河水。因为,她哺育了两岸数万人们。直到1985年,随着上流造纸厂的建立、潞城市店上镇一带煤焦企业的增加,还有一些省属企业大量排污,浊漳河更浊了。老百姓赖于生存的河水像泥汤一样发黄,群众把水打到家里,经过反复沉淀过滤后才能饮用。后来,人们发现喝了河水头发渐渐稀少,牙齿随之脱落,染上水病的人一天天多起来。河里的鱼虽然还活着,却变成了“毒鱼”。
2000年10月,中央电视台把收集到的资料拍成专题片。我被请到北京的演播现场表态。我说,我们要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志气治理环境污染,以女士绣花的耐心和智慧创造生态平衡。绝不能为了增加财税源而多了污染源,更不能为了达小康而不顾人民的健康。
污水有源,治污要从源头抓起。我说,要把排污的企业家请来,让他们亲口尝尝百姓吃什么水,想一想他们该承担什么责任,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,让浊漳河还原水质,还原人民。我到长治工作后,也吃了一年多的污染水,水里的鱼腥味和各种污染物曾使我皮肤变色。2000年,市委痛下决心加快辛安泉第二期引水工程建设速度,同时建造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,到2002年国庆前,引水工程完工。市区居民告别吃污水的历史!
威风“门官”
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这种指责官僚作风的话人们经常说,这种滋味却不曾人人尝过。骑自行车从武乡返道襄垣,我着实领教了一次衙门作风。
早晨5点钟,我来到了下良镇,镇机关旁边有早起的农民,我上前打招呼说他们起得早,老乡说:“不算早,庄稼人图凉快,早起下地干活的人多了。”
“你哄谁呢?不要骗人!县干部还在睡大觉,乡干部也起不了这么早。”他终于答话了,但仍旧不起床,继续面壁而睡。我们央告说:我们进去有急事,你帮我们开开门。“门官”面壁,我自岿然不动。我们放大声音反复说:我们已经看见了桌子上的一串钥匙,你从窗户递出来,我们去开门,你还继续睡你的。“门官”不光不起床,还不时传出他假睡的呼噜声。真是“县官”不如“现管”。叫门的时间过了半小时,我还在门外进不去。实在无奈,我们找了一根长木棍,慢慢地把那串钥匙挑出窗外,从铁栏门外递给院内的小姑娘试图让她开门,又过了10分钟,小姑娘找不到打开锁的钥匙。我们的同志只好爬门进院,到后院喊起了镇党委书记。镇党委书记过来叫门,门卫仍在屋里迟疑了一阵子,然后才懒洋洋的起床开门。衙门作风竟然渗透到了“看门人”的身上,一个“门官”竟然都有如此十足的“官架子”,那么,乡官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?我问镇党委书记,这个人凭啥不起床,镇党委书记解释说:“他平时工作负责,不轻意开门。”不开门就叫负责任,我们说县干部他不给开门,我市委书记站在门口他不让进,群众又该怎么办?后来有人说他不知道是你来?,要知道是你,借他十八个胆也不敢不开门。
其实,爬门进院的事,我经历了不止一次,进壶关县集店乡机关爬过门,到沁源白狐窑乡爬过门,到长治县苏店和沁县漳源镇,吃了多次闭门羹。因此,长治产生了个办法叫查岗。起初下面采取对策,叫“防火、防盗、防书记”。四处打听我的行踪,我往哪个方向去,哪里的干部就格外谨慎小心。几抓典型后,我们让老百姓有了对干部的监督权,有了决定干部命运的评判权,干部在人民的监督下作风变好了,变实了。
长治县韩店镇一个领导向上报告他下乡的情况,说是在柳林养鸽手专业户家中吃过一顿饭,还解决了什么问题。我们把他的下乡“记录”公示于报纸。他去的那个村的干部和他去的那户人家说,这个乡领导根本没有到过此村。所谓“记录”是编造出来的假话。为此他受到批评和处分。此后,我们逐步把党内测评和群众测评结合起来,使干部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感增强了、变实了,工作的效率更高了。
用群众办法解决群众问题
长治县过去是个上访大县,县委书记王斗林说,“告状文化极为丰富”。一年前的“五一”长假期间,我曾骑自行车到过这里,对此也深有感触。一年后,旧路重走,时过境迁,老百姓说,变了!这里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在郭堡,遇到的村民向我反映,这两年,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给大家办了不少好事,村民说,两委班子团结,在老百姓中的威信还行。又是什么原因让郭堡村背上一个“乱名”呢?
进村后,我在农民李建伟家里住下,群众给我讲报纸上反映问题的前因后果,仔细听来,报告上言言数千字,也就是群众说的芝麻粒大的两个问题。姚金生告状,讲的是承包集体加工厂的合同续签问题,前任后任交叉,问题并不复杂,这其中有村干部公开不够的原因,也不乏无理取闹因素。李风鸣上访,说的是出租房屋收不到租金的问题,姚、李二人在县城花30元钱,请律师代写了一封上访状,所以,就把事情搞大了,招来了乡、县、市三级书记。
解决存在于群众中的问题,要用群众的办法,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群众。密切联系群众,充分相信群众,紧紧依靠群众,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问题的根本所在,也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和归宿。
如释重负的村干部,第二天一早来到我住宿的农户家,进门便说,还是让群众说话好!走群众路线,不仅可以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,还可以把农村的发展问题,建设问题,制度问题,包括宅基地纠纷、家庭不和、邻里矛盾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,让大家广泛参与进来,通过投票表决,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,认真加以解决,问题就会变成了不是问题,困难也就变成了没有困难。任何时候,只要心里装着群众,我们就有了牢固的基础。
姚金生接受了我的劝说,当即表态愉快接受。随后,他又找到我住的农户家,为他妻子不冷静的态度表示歉意。我对他说,手心手背都是肉,长治工作要努力做到不让一个群众掉队。多一个群众,我们就多一份干好长治工作的力量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