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文章之四十一：廉海拾贝
廉海拾贝
编者按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同时，他们一心为民、实事求是、大公无私、廉洁奉公的高尚品格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建党90周年之际，重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风范，对于我们重拾优良传统、提升从政道德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期我们选编了《毛泽东：权力不徇私情》及《周恩来：做官就是做事》、《朱德：衣食住行自奉俭朴》等3篇文章，愿对各位领导有所启发和帮助。
毛泽东：权力不徇私情
毛泽东对待要求介绍工作的亲友，都一概婉言推辞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劝说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放弃来京工作。在给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、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写的信中他使用的是非常严肃的口吻：“杨开智等不要来京，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，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。”
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还是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亲情化、功利化？毛泽东的“按能力分配适当工作，任何无理要求不得允许”做了很好的回答，为广大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。
毋庸置疑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。古人说过，“国计已推肝胆许，家财不为子孙谋”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却狭隘地认为，自己手中的权力是通过努力学习学来的，是自己辛苦工作干来的，是个人奋斗得来的，如果没有家人亲友的大力支持，自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，自己现在手中有“权”了，便开始“非理性”回报亲情，本该服务人民的权力变成了满足个人私欲、盲目回报亲情的手段，向着为人民服务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。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，若是将亲情私有化，妄想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，最终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堕落腐化，最终身陷囹圄。
正确的亲情观，是对人民的无限关爱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。共产党人没有正确的亲情观，就不能带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去开展工作，我们的事业就可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。事实证明，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“全家腐”，原因就在于对亲情友情的狭隘认识，错把手中的权力拿来为亲情这一个“小圈子”服务。
“权力不徇私情”，并不是否定亲情，相反正是因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饱含着对劳苦大众的深情厚谊，对人民群众的无疆大爱，不怕牺牲，无私奉献，我们的事业才逐步走向繁荣昌盛。鲁迅曾说过“无情未必真豪杰”。但是亲情再亲也要有度，不能大于对人民群众的感情，更不能超越道德和法纪的底线。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处理亲情问题的办法归结为：恋亲不为亲徇私，念旧不为旧谋利，济亲不为亲撑腰。无论是处理亲情问题的“三大原则”，还是“任何无理要求不允许”，都是在告诫所有党员干部不论权多高位多重都要保持清醒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了共产党人的本分，切不可随意将手中的权力为私情服务。
周恩来：做官就是做事
周恩来的一生有很多方面都永远值得人们去学习借鉴，这里仅从他的“为官”之道谈起。
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，抱定一生不做官的宗旨，解放前曾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许以高官厚禄的邀请。建国时期，百业待兴，亟待各界德才兼备的知名之士参与人民政府的工作。有鉴于此，周恩来亲自到黄炎培家中去看望，请他担任政府公职。黄老抱定初衷说：“1946年我才68岁，已觉得年纪老了，如今72岁了，还能做官吗？”周恩来诚挚地对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说：“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，现在是人民的政府，不是做官，是做事，是为人民服务。”一句话说得黄老顿然领悟，只好欣然“出山”。
“不是做官，是做事，是为人民服务。”周恩来总理寥寥数语，不仅感动了“宁静致远、淡泊明志”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，也与千百年来“当官就是做老爷”、“做官就是发财”的封建官权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把共产党的“官”与传统观念上的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，点明了其本质的区别。
“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”，正由于抱着这样的为官之道，周恩来毕生襟怀坦荡，光明磊落，淡泊名利，从不争权争位，一生视金钱如粪土，始终甘当人民的公仆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，为人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从来都没有把人民交付的权力作为私产，而是将之作为人民的重托，在生前“持荐轩辕多少血，词华和梦同捐”，在死后连一捧骨灰都没有留下。他从政的一生俭朴清廉，又泽满中华。一代伟人周恩来极其崇高的品质与境界，实在令人敬佩与感动不已。
然而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现实中的某些官员早就把周恩来的“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”的为官之道忘得一干二净。说的直白一点，某些人从政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人民服务，而是为了做大官发大财，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为了过上糜烂奢侈的生活。有句俗话说的很恰当，即“当官不发财，请我都不来”。当手中还没有权力或者权力不够大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去跑官要官、买官卖官。一旦得逞，他们贪婪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：高高在上忘乎所以，完全将党纪国法抛之脑后，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，疯狂地贪污受贿玩女人。过去有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来形容当年的贪官的贪婪程度，我看现在某些贪官甚至比清知府还要贪婪好几十几百倍。
那些一心只图做大官发大财而不图做大事，甚至连小事都不做的官员，而整天都在挖空心思谋权，都在争权夺利，他们完全愧对周恩来“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”的教诲，根本不配“人民公仆”的称号，也谈不上权为民所用、利为民所谋、情为民所系了，其实这样的官员是很可耻很卑鄙很渺小的，自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和抛弃。如果再不改正的话，即使他们做了大官，也很有可能因为贪欲而沦为人民的罪人，到那时再后悔都已晚了。
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。要时刻牵挂民生，始终淡薄名利。这一最基本也最浅显的道理，应该为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所遵循。各级领导干部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，务必常思贪欲之害，要做到象周恩来同志教诲的那样，做共产党的“官”是为老百姓做事，而不是封建时代“千里做官为求财”的官老爷。只有始终牢记周恩来同志的为官准则，才能固守道德底线，筑牢思想防线，不断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免疫力。
朱德：衣食住行自奉俭朴
50年代初的一天，朱德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搞环境卫生，很高兴，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每个人都要锻炼吃苦，要有朴素作风。人们都是‘从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’。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，但进城以后就变了。不俭朴了。我们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，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，不但要改造经济，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。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，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。如果不养成朴素、节约的习惯，生产无论怎样发展，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。”他主张艰苦朴素，不只是教育别人，首先是自己身体力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直到他去世前，他在衣、食、住、行各个方面处处自奉节俭。他的朴素作风，不只是他身边的人称道，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口皆碑。
先说吃的方面。给朱德做过厨师的邓林说：“一般人以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，吃饭是特灶，标准一定很高。可实际上，从解放进北京到1971年我生病离开中南海，老总、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四五十元，就是按当时的标准，也只是一般中层干部的水平。”平时，康克清在机关食堂吃饭，在家里吃特灶的只有朱德自己，每顿都是一小碗米饭、三小盘菜、一个汤。三小盘菜中，一盘素菜、一盘半荤半素的菜、一盘是他亲手腌制的泡菜。汤则是一碗普通的菜汤或鸡蛋汤。几乎天天如此。有时来了客人，朱德嘱咐添一两个简单的菜，不够就上一点泡菜，从不铺张。
50年代中期，有一天，机关供应站来了一批对虾，邓师傅知道朱老总爱吃鲜鱼虾，就买了几个，精心烹好，端到饭桌上。朱德一见，就问是从哪里来的，多少钱一斤，然后说：“老邓啊，对虾是好吃，可你知道吗，一吨对虾到国外就能换回好多钢材哟!我们国家穷，缺钢材，对虾少吃一口有啥关系，进口钢材更要紧。以后记住，再有对虾你就不要给我买了，买了我也不吃。”邓师傅说：“您是国家领导人，就是顿顿吃对虾能吃多少?”朱德说：“国家领导人就更要想着国家，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，反正以后不要吃就是了。”
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朱德也紧缩了自己的饮食标准。他减少了粮食定量，也很少吃肉，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肉，常吃一种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“菜糊糊”。他家里由于来往的客人多，有段时间粮食亏空了20多公斤，工作人员想报请机关行政部门把短缺的粮食补上，朱德坚决不同意。一天，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“菜糊糊”，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。他对大家说：“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，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。现在国家经济困难，人民生活艰苦，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，和人民一起渡难关，能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这样，他坚持和家里人一起吃“菜糊糊”，硬是用“瓜菜代”的办法，把短缺的粮食补了回来。
朱德到各地视察时，从不允许大吃大喝，当地什么方便就吃什么，从不挑剔或提特殊要求。1960年他回四川老家，一到就说明要吃家乡饭，其他通通不要。在南充，他吃了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。在成都，他吃烤红薯，服务人员见他不剥皮就吃，关心地说：“连皮吃不好消化。”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消化得了。”
1962年，他回到阔别30多年的井冈山。井冈山人民出于对总司令的爱戴，准备了一些菜肴来款待，可是他一一谢绝了。他提出要吃红米饭和南瓜汤，说：“井冈山的红米、南瓜，我已30多年没吃到了，很想吃。”有一顿，南瓜没有吃完，他叮嘱说：“请不要倒掉，留着，下顿饭热一热我再吃，倒掉就可惜了!”
在穿的方面，朱德的衣着也非常俭朴。他经常穿一身布衣服。有的衣服穿了多年，领口、袖口、肘部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，还继续穿。有两身较好的服装，也只是接见外宾、参加大的国事活动或外出时才穿，一回到家里就又换上了旧衣服。
朱德卧室的家具十分简单，且都是用了多年的。床，是一张旧棕绷床，床单、被子、褥子也是用了二三十年，打了补丁的。他坐的一个沙发很旧、也很矮，年纪大了，坐下去再站起来很吃力。工作人员早就提出要换个新的，他坚持不让换。为了起坐方便，他让人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高了一截，照样使用，还风趣地称这个沙发是“土洋结合”。
他的房子并不宽绰，住了20多年，管理部门提出要修一修，他一直不答应，总是说：“这房子很好嘛，有钱应当多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”。他用的卫生间窄小，洗澡盆很高，特别是他到了晚年，手脚不灵便，又有病，进出洗澡盆很费劲，容易出危险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澡盆改装一下，放低些，上面再加个喷头。可是说了几次，朱德都没有同意。直到1976年他病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，趁他不在家，大家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一下，准备在他出院后挨他批评。结果，这番心思白费了，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与世长辞了。